不辞长作岭南人全诗及释义 不辞长

精选的 不辞长作岭南人全诗及释义 不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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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北宋诗人苏轼的《食荔枝》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译文 罗浮山下四季都是春天，枇杷和黄梅天天都有新鲜的。 如果每天吃三百颗荔枝，我愿意永远都做岭南的人。 创作背景 绍圣三年(1096)作于惠州，此题下有两首，这里选第二首。岭南两广一带在宋时为蛮荒之地，罪臣多被流放至此。迁客逐臣到这里，往往颇多哀怨嗟叹之辞，而东坡则不然，他在这首七绝中表现出他素有的乐观旷达、随遇而安的精神风貌，同时还表达了他对岭南风物的热爱之情。 赏析 从“荔枝诗”看东坡先生的岭南心境 苏东坡于宋哲宗绍圣元年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不得签书公事”。于是，东坡先生流连风景，体察风物，对岭南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之情，连在岭南地区极为平常的荔枝都爱得那样执着。 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自此以后，苏轼还多次在诗文中表现了他对荔枝的喜爱之情。例如，《新年五首》：“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引》：“有父老年八十五，指(荔枝)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
’意欣然许之。”《和陶归园田居》其五：“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食荔枝二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二句最为脍炙人口，解诗者多以为东坡先生在此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其实这是东坡先生满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赞歌。 不错，从一些现象上看起来，苏轼在岭南时的心情与初贬黄州时相比，确实显得更加平静，不见了“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失意与苦闷。《宋史》本传说苏轼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介，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贬为琼州别驾后，居在“非人所居”的地方，“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介绍：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苏东坡在岭南时，除了关心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以外，还与出家人交往频繁，诗文中就留有很多与僧人唱和的作品。这一定程度上确实表现了避世意识。 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苏东坡这样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仁人志士会避世遁俗。有一件事实很能说明这个有趣的问题。 晚年的苏东坡似乎很喜欢陶渊明，不厌其烦地和陶渊明的诗，并把和陶的诗专门编为一集。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以居岭南时为最多。从绍圣二年正月在惠州贬所到元符三年八月迁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安置，在短短的五年零八个月里，和陶诗凡四十四次一百余首。东坡先生还自述其和陶用意：“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见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这仿佛在告世人：苏东坡从此绝意仕途，欲效陶渊明归隐园田，长作岭南人了。 有意思的是，东坡先生那位心迹相通的老弟却对东坡自述的和陶诗用意提出了疑问，他在《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一文中说：“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清人纪昀也以为苏轼“敛才就陶，亦时时自露本色”。 苏辙不信其兄会真心归隐，几百年后纪昀的看法也一样。他们的看法可以在苏东坡和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一曰：“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其十八曰：“芜城阅兴废，雷塘几开塞。明年起华堂，置酒吊亡国。”其二十曰：“当时刘项罢，四海疮痍新。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和陶咏三良》有：“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这都可以看出苏轼恬淡的外表掩饰不了牵挂国运民生的忧患情怀。 这种忧患情怀在《荔枝叹》一诗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首先借汉唐故实抨击统治阶级只顾自己享乐而不关民生疾苦的丑恶本质：“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千年以后，我们尤可想见苏学士老泪纵横，祈求上苍：“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苏东坡因仕途坎坷曾经想避世遁俗，又因恋恋不忘国运民生终于没能做到归隐山林。在岭南时，东坡先生的内心正处于这种出世与入世两难的心境之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是这种两难心境的形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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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辞长作岭南人图解及书写视频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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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学，这是我在广东时写的第一篇散文，国庆前夕，《广东文坛》刊发了它。这篇文章算是定稿了。其他文稿再慢慢推销。我是这个领域的新人，也不指望靠它吃饭，还是努力把文章写好写得有意思吧。不辞长作岭南人--苏轼与惠州江宝章 2015年11月17日，与同事赴惠州公干。 惠州在广州东面，距广州近两个小时车程。沿途风物，似曾相识。同事告诉我，苏东坡曾经在惠州任职，并留下了许多诗文。闻说，内心不免惊喜。不意甫到广东，即与这位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全能型天才邂逅于惠州。“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这些流传千古、闪耀着珠玉般光芒的诗句，以及他的磅礴恣肆的散文，他的随性放浪的书法……曾经让青少年时的我一次次为之震撼，滋养了我的性灵。

惠州是全国文明城市，城市开阔整洁。东江水穿城而过，水质清澈，因此东江还有一项使命，即向香港供水。我们入住的惠州西湖宾馆，景致清幽。从宾馆望去，远处一堤如痕，曲桥如带，湖面几处山石如古诗中的青螺探出水面。当地人说，西湖有众多的景物与苏轼有关，他的最后的红顔知己王朝云也葬在这里。 苏轼一生似乎总是与西湖有缘。他先后两次在杭州为官。第一次，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因与朝中变法派政见不同，苏轼自请外放为官，（政见不合，自请外放，似乎是宋朝官员的惯常做法。既可表示自己人格的独立性，更重要的恐怕也是为了避祸。），任杭州通判。在这里他邂逅了晚年的人生伴侣王朝云。据说苏轼任杭州通判时，一次受邀到西湖宴饮，被舞姿曼妙的王朝云打动，即兴赋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装淡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有人说，这首诗表达了苏轼初见王朝云时的美好感觉。随后主人将王朝云送与苏轼为侍女，后为侍妾。第二次，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杭州知州。期间，他主持疏浚西湖，修筑堤岸，解决了百姓出行困难，为纪念苏东坡治理西湖的功绩，杭州人民把这条堤岸命名为“苏公堤”（简称“苏堤”）。巧的是，苏轼在惠州西湖也修了一条“苏堤”。史载，当时西湖两岸的百姓都要涉水出行，极为不便。苏轼倡议筑堤修桥，并带头“助施犀带”（捐出犀牛角腰带），还动员弟妇史氏捐出“黄金钱数千助施”。绍圣三年（1096年）六月，堤桥修成，苏轼写诗描述了当时百姓喜庆的场景：“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后人也把这条堤命名为苏堤。“苏堤玩月”成为西湖八景之一。杭州、惠州之外，苏轼在任安徽颍州太守时还在当地疏浚了一个西湖。“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颍水与罗浮”，它们都是苏轼在地方为政时的惠民之举。

第二天一早，我独自去西湖寻幽。进入西湖大门，不远处即是苏堤，一块大石上刻着“苏堤玩月”四个字。苏堤两旁湖水轻漾，绿影婆娑。堤上晨练的人三三两两。堤对岸，一山如屏，即孤山；有塔高耸，即泗州塔。塔始建于唐朝末年，苏轼寓居惠州时称之为“大圣塔”，并在《江月》诗中对湖光塔影作了极美的描绘：“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从大圣塔下，沿路问当地人苏东坡纪念馆及王朝云葬处，均能一一指点。

王朝云的墓地就在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边上的松林之中，墓旁有一座亭名“六如”。周边松树稠密，环境幽静。当年，苏轼因为政治上的失意，几个侍妾相继离他而去，唯独王朝云跟着他到惠州。那一年，苏轼已经59岁，垂暮之年，王朝云才30岁出头。朝云体弱，日子在与“经卷炉”相伴中度过。未曾料到，第三年，王朝云还是得病而亡。苏轼为王朝云所写的墓志铭说，王朝云粗通佛法，临终前，口诵《金刚经》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偈语而逝。下葬后，孤山栖禅寺的僧人取《金刚经》句义，在朝云墓旁建“六如亭”来纪念她。关于王朝云，还有一则故事，说东坡有一天退朝，吃过饭，摸着肚皮对侍儿说：“你们知道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吗？”一婢马上说：“都是文章”。东坡不以为然。又一人说：“满腹都是学识。”坡也不以为然。至朝云，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坡捧腹大笑，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由此对王朝云更加爱怜。所以朝云死后，苏轼为她写了一副楹联，表达对她的怀念：“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据说历史上惠州的老百姓常于农历十二月初五王朝云生辰日拜祭她，恐怕也是敬重她的为人吧。

苏轼一生，因为卷入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政争，仕途坎坷，几起几落。除了短暂做过京官外，大多数时候都是被贬外放，可不是一肚子不合时宜？！他先后在杭州、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二年（1079年），因以“文字毁谤君相”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这应该算是比较早的“文字狱”了。（中国“文字狱”可谓历史久远。在专制制度下，臣子、百姓因与君主一言不合而身陷囹圄甚而招致杀身之祸的数不胜数。至清代，“文字狱”登峰造极。）因为宋太祖“圣朝不诛名士”的遗训，苏轼侥幸死里逃生，被贬到黄州（湖北黄冈）担任团练副使（一个小地方的军事助理）。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又被朝中政敌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贬为英州（今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在赴任的路上，又再贬为宁远军（今广东普宁）节度副使，在惠州安置。同年十月二日，苏轼携侍妾王朝云、三子苏过，经过半年时间的长途跋涉抵达惠州，直到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十九日离开，共在惠州度过了2年零10个月共940多个日日夜夜，留下了160多首诗歌和几十篇散文。

惠州地属岭南。唐宋时期，岭南一带仍被视为“瘴疠之乡”，是流放犯官罪臣的地方，也是一种极重的惩罚。当年韩愈因力谏唐宪宗“迎佛骨”被贬潮州。他有一首写给侄孙韩湘的诗这样说：“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朝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认定自己必死于岭南的瘴气。同样被贬岭南，苏轼的诗文中，却很少见到自怨自乂的文字。相反在逆境中，他却能写出“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一绝》），以及“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这样的诗句，表现出随遇而安的闲适心境。这不能不与两个人不同个性、学养有关。韩愈给人印象更多的像是一个正人君子，谨守儒家道统，一门子心思想“致君尧舜”，“兼济天下”；而苏轼则更加旷达，更富艺术气质。苏轼作为士林领袖，内心当然会有儒家的“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你看他在密州为太守时，带着全城百姓“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何等意气风发，内心渴望着皇帝能够再用他为国立功：“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但他又深受老、庄及佛家的影响。苏轼的弟弟苏辙说，苏轼早年跟父亲学贾谊、陆贽（汉、唐时期著名的政论家）等人的文章，后来“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因此在人生的某个时期或境况，他时时流露出摒弃名利，追求自由的老庄哲学思想，如《临江仙》中“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平生”，以及《前赤壁赋》中对“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向往。

自由与名利，从古至今，多少人在这二者间苦苦挣扎，身心俱损者有之，身败名裂者有之，唯有具大智慧者能看能得穿，能放得下。苏轼即属于后者。《庄子·秋水》中讲了一个故事：说庄子在濮水边垂钓，楚王派了两位大夫先行前往致意，对他说：“楚王欲将国事相烦累。”庄子手持钓竿，头也不回，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了，楚王现在用竹箱装着它，用绸缎盖着它，供奉在庙堂里。 你们说，这只乌龟是宁可死去，留下骨头来彰显尊贵好呢？还是活着，在烂泥里拖着尾巴爬好呢？”两位大夫说：“自然还是活着拖着尾巴在烂泥里爬好。”庄子说：“你们回去吧，我就拖着尾巴在烂泥里爬了。”这是庄子典型的对待名利与自由的态度。苏轼对庄子思想情有独钟，深受他的影响。 反映在人生态度上，在顺境中他能畅意尽欢，在逆境中也能安之若素。当其从京官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仍然能“幅巾芒屦，与田父野老相从溪谷之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被贬惠州，“瘴疠所侵，蛮蜒所侮，胸中泊然无所蒂芥。”甚至在被贬到海南儋州，在没有基本的饮食炊具，缺医少，极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他也能啃着芋头，喝着淡水，以著书为乐，“时从其父老游，亦无间也。”应该说，老庄的崇尚自由，轻视名利的思想，帮助苏轼疏解了不少因仕途不顺而带来的人生压力。

苏轼何其不幸，在其政治生涯陷入低谷，人生垂老之年，于此痛失幼子（王朝云在惠州曾生一子，不满周岁而夭折）和爱侣；苏轼何其有幸，惠州官员百姓以极大的友善和包容，接纳了他的戴罪之身，给予他平静安适的生活。而苏轼也以他的仁心和富有创造力的艺术才华，为惠州人民办了许多实事，留下众多珍贵的诗篇，为这座千年古城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内涵。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十九日，苏轼离开惠州，被贬到更远的海南儋州，4年后遇赦北返。此时的他，“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在饱经宦海风涛、世态炎凉之后，心灰意冷的苏东坡对自己的一生作了这样的自嘲。两个月后，苏轼病逝于常州。

不辞长作岭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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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学，这是我在广东时写的第一篇散文，国庆前夕，《广东文坛》刊发了它。这篇文章算是定稿了。其他文稿再慢慢推销。我是这个领域的新人，也不指望靠它吃饭，还是努力把文章写好写得有意思吧。不辞长作岭南人--苏轼与惠州江宝章 2015年11月17日，与同事赴惠州公干。 惠州在广州东面，距广州近两个小时车程。沿途风物，似曾相识。同事告诉我，苏东坡曾经在惠州任职，并留下了许多诗文。闻说，内心不免惊喜。不意甫到广东，即与这位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全能型天才邂逅于惠州。“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这些流传千古、闪耀着珠玉般光芒的诗句，以及他的磅礴恣肆的散文，他的随性放浪的书法……曾经让青少年时的我一次次为之震撼，滋养了我的性灵。

惠州是全国文明城市，城市开阔整洁。东江水穿城而过，水质清澈，因此东江还有一项使命，即向香港供水。我们入住的惠州西湖宾馆，景致清幽。从宾馆望去，远处一堤如痕，曲桥如带，湖面几处山石如古诗中的青螺探出水面。当地人说，西湖有众多的景物与苏轼有关，他的最后的红顔知己王朝云也葬在这里。 苏轼一生似乎总是与西湖有缘。他先后两次在杭州为官。第一次，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因与朝中变法派政见不同，苏轼自请外放为官，（政见不合，自请外放，似乎是宋朝官员的惯常做法。既可表示自己人格的独立性，更重要的恐怕也是为了避祸。），任杭州通判。在这里他邂逅了晚年的人生伴侣王朝云。据说苏轼任杭州通判时，一次受邀到西湖宴饮，被舞姿曼妙的王朝云打动，即兴赋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装淡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有人说，这首诗表达了苏轼初见王朝云时的美好感觉。随后主人将王朝云送与苏轼为侍女，后为侍妾。第二次，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杭州知州。期间，他主持疏浚西湖，修筑堤岸，解决了百姓出行困难，为纪念苏东坡治理西湖的功绩，杭州人民把这条堤岸命名为“苏公堤”（简称“苏堤”）。巧的是，苏轼在惠州西湖也修了一条“苏堤”。史载，当时西湖两岸的百姓都要涉水出行，极为不便。苏轼倡议筑堤修桥，并带头“助施犀带”（捐出犀牛角腰带），还动员弟妇史氏捐出“黄金钱数千助施”。绍圣三年（1096年）六月，堤桥修成，苏轼写诗描述了当时百姓喜庆的场景：“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后人也把这条堤命名为苏堤。“苏堤玩月”成为西湖八景之一。杭州、惠州之外，苏轼在任安徽颍州太守时还在当地疏浚了一个西湖。“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颍水与罗浮”，它们都是苏轼在地方为政时的惠民之举。

第二天一早，我独自去西湖寻幽。进入西湖大门，不远处即是苏堤，一块大石上刻着“苏堤玩月”四个字。苏堤两旁湖水轻漾，绿影婆娑。堤上晨练的人三三两两。堤对岸，一山如屏，即孤山；有塔高耸，即泗州塔。塔始建于唐朝末年，苏轼寓居惠州时称之为“大圣塔”，并在《江月》诗中对湖光塔影作了极美的描绘：“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从大圣塔下，沿路问当地人苏东坡纪念馆及王朝云葬处，均能一一指点。

王朝云的墓地就在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边上的松林之中，墓旁有一座亭名“六如”。周边松树稠密，环境幽静。当年，苏轼因为政治上的失意，几个侍妾相继离他而去，唯独王朝云跟着他到惠州。那一年，苏轼已经59岁，垂暮之年，王朝云才30岁出头。朝云体弱，日子在与“经卷炉”相伴中度过。未曾料到，第三年，王朝云还是得病而亡。苏轼为王朝云所写的墓志铭说，王朝云粗通佛法，临终前，口诵《金刚经》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偈语而逝。下葬后，孤山栖禅寺的僧人取《金刚经》句义，在朝云墓旁建“六如亭”来纪念她。关于王朝云，还有一则故事，说东坡有一天退朝，吃过饭，摸着肚皮对侍儿说：“你们知道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吗？”一婢马上说：“都是文章”。东坡不以为然。又一人说：“满腹都是学识。”坡也不以为然。至朝云，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坡捧腹大笑，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由此对王朝云更加爱怜。所以朝云死后，苏轼为她写了一副楹联，表达对她的怀念：“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据说历史上惠州的老百姓常于农历十二月初五王朝云生辰日拜祭她，恐怕也是敬重她的为人吧。

苏轼一生，因为卷入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政争，仕途坎坷，几起几落。除了短暂做过京官外，大多数时候都是被贬外放，可不是一肚子不合时宜？！他先后在杭州、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二年（1079年），因以“文字毁谤君相”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这应该算是比较早的“文字狱”了。（中国“文字狱”可谓历史久远。在专制制度下，臣子、百姓因与君主一言不合而身陷囹圄甚而招致杀身之祸的数不胜数。至清代，“文字狱”登峰造极。）因为宋太祖“圣朝不诛名士”的遗训，苏轼侥幸死里逃生，被贬到黄州（湖北黄冈）担任团练副使（一个小地方的军事助理）。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又被朝中政敌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贬为英州（今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在赴任的路上，又再贬为宁远军（今广东普宁）节度副使，在惠州安置。同年十月二日，苏轼携侍妾王朝云、三子苏过，经过半年时间的长途跋涉抵达惠州，直到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十九日离开，共在惠州度过了2年零10个月共940多个日日夜夜，留下了160多首诗歌和几十篇散文。

惠州地属岭南。唐宋时期，岭南一带仍被视为“瘴疠之乡”，是流放犯官罪臣的地方，也是一种极重的惩罚。当年韩愈因力谏唐宪宗“迎佛骨”被贬潮州。他有一首写给侄孙韩湘的诗这样说：“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朝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认定自己必死于岭南的瘴气。同样被贬岭南，苏轼的诗文中，却很少见到自怨自乂的文字。相反在逆境中，他却能写出“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一绝》），以及“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这样的诗句，表现出随遇而安的闲适心境。这不能不与两个人不同个性、学养有关。韩愈给人印象更多的像是一个正人君子，谨守儒家道统，一门子心思想“致君尧舜”，“兼济天下”；而苏轼则更加旷达，更富艺术气质。苏轼作为士林领袖，内心当然会有儒家的“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你看他在密州为太守时，带着全城百姓“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何等意气风发，内心渴望着皇帝能够再用他为国立功：“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但他又深受老、庄及佛家的影响。苏轼的弟弟苏辙说，苏轼早年跟父亲学贾谊、陆贽（汉、唐时期著名的政论家）等人的文章，后来“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因此在人生的某个时期或境况，他时时流露出摒弃名利，追求自由的老庄哲学思想，如《临江仙》中“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平生”，以及《前赤壁赋》中对“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向往。

自由与名利，从古至今，多少人在这二者间苦苦挣扎，身心俱损者有之，身败名裂者有之，唯有具大智慧者能看能得穿，能放得下。苏轼即属于后者。《庄子·秋水》中讲了一个故事：说庄子在濮水边垂钓，楚王派了两位大夫先行前往致意，对他说：“楚王欲将国事相烦累。”庄子手持钓竿，头也不回，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了，楚王现在用竹箱装着它，用绸缎盖着它，供奉在庙堂里。 你们说，这只乌龟是宁可死去，留下骨头来彰显尊贵好呢？还是活着，在烂泥里拖着尾巴爬好呢？”两位大夫说：“自然还是活着拖着尾巴在烂泥里爬好。”庄子说：“你们回去吧，我就拖着尾巴在烂泥里爬了。”这是庄子典型的对待名利与自由的态度。苏轼对庄子思想情有独钟，深受他的影响。 反映在人生态度上，在顺境中他能畅意尽欢，在逆境中也能安之若素。当其从京官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仍然能“幅巾芒屦，与田父野老相从溪谷之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被贬惠州，“瘴疠所侵，蛮蜒所侮，胸中泊然无所蒂芥。”甚至在被贬到海南儋州，在没有基本的饮食炊具，缺医少，极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他也能啃着芋头，喝着淡水，以著书为乐，“时从其父老游，亦无间也。”应该说，老庄的崇尚自由，轻视名利的思想，帮助苏轼疏解了不少因仕途不顺而带来的人生压力。

苏轼何其不幸，在其政治生涯陷入低谷，人生垂老之年，于此痛失幼子（王朝云在惠州曾生一子，不满周岁而夭折）和爱侣；苏轼何其有幸，惠州官员百姓以极大的友善和包容，接纳了他的戴罪之身，给予他平静安适的生活。而苏轼也以他的仁心和富有创造力的艺术才华，为惠州人民办了许多实事，留下众多珍贵的诗篇，为这座千年古城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内涵。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十九日，苏轼离开惠州，被贬到更远的海南儋州，4年后遇赦北返。此时的他，“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在饱经宦海风涛、世态炎凉之后，心灰意冷的苏东坡对自己的一生作了这样的自嘲。两个月后，苏轼病逝于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