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汉不提当年勇
好汉不提当年勇下一句神回复
想知道好汉不提当年勇下一句神回复好汉不提当年勇下一句是梅花不提前世绣。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过去了就过去了，不用在人前提起过往或一直沉浸在过往的功勋中不可自拔，而是要一直前行，进步。
换句话说就是真正的成功者，是不会吹嘘自己以往那些成绩的，他总是能够保持一种谦虚的态度和永远前行的进取心。因为好汉以炫耀为耻，以好勇斗狠为耻，好汉只是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而后半段的绣是指梅花，不绣也是梅花，绣与不绣都出于自然，所以好汉、梅花都是本质使然。
好汉不提当年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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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通两海好汉当年勇
想知道两通两海好汉当年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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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打字机发明人王缉志欢迎关注“创事记”的微信订阅号：sinachuangshiji 文/王缉志 本文写于2001年。与四通结缘 中关村，对我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地名。我的中学时代和大学时代是在这里度过的，而我下海创业和获得成功也是在这里。在开始的时候，中关村地区只是局限于一个英文字母“F”的区域，F的一竖，是从北大东门一直向南到达白石桥；两横，一横是中关村路，那里马路两侧有很多科学院的研究所，另一横是现在的三环路，路南有农业科学院、理工大学等，路北有人民大学和双榆树小区以及科学院的宿舍等。圆明园北边的上地开发区，现在也归到中关村地区了，但是在80年代，那里还是农田。
80年代初，我在单位里的澳大利亚产的计算机上开发成功了汉字系统，该系统能输入汉字，能打印汉字，能做一些应用，遗憾的是不能显示汉字。所以在1983年我就跑到位于中关村的计算所，找到六室研究计算机终端设备的贾沛长和刘岁杪，在他们的指导帮助下研究汉字终端设备。 就在这个时候，中关村地区已经冒出来了一些民营企业。最早的是在1980年，科学院物理所的研究员陈春先和一些技术人员一起组成了“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这是中关村地区在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第一个民营企业。它的出现，引起了一场争论。在1983年1月，胡耀邦、胡启立、方毅等中央领导同志对该服务部做了批示：“陈春先带头开创的新局面，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子。”在中央领导同志这样明确的表态之后，一些民营企业开始成立。最先的是1983年4月，在上述服务部基础上成立的“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到了5月，科学院技术计划局的钟琪和力学所的副研究员范良藻提出：“科技人员可以走出来办民办科技实业，为什么官方就不能搞好？”于是，在科学院秘书长顾以健和海淀区区长史定潮的支持下，出现了民营官办的“科海新技术开发公司”。
在这之后，一批民营企业开始出现在中关村地区。在1985年底以前，这些企业中经营得比较好的有4家，称为“两通两海”，两通是四通和信通，两海是科海和京海。这类企业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没有出一分钱的所谓“民有民营”的企业；另一类是原来国有单位出资但是按照民营方式管理的所谓“国有民营”企业，四通和京海属于前者，信通和科海属于后者。
我属于四通的创始人之一，对四通创业的情况比较了解。当时在科海成立之后，在科学院技术计划局工作的沈国均和科学院计算中心的另一位科技人员在一起商量，也要成立一家民营的公司，但是他们苦于没有资金，于是他们找到了当时担任海淀区委书记的贾春旺，贾春旺很支持他们的想法，于是给海淀四季青乡的乡长李文元打电话说，科学院有几位科技人员想出来办企业，希望得到四季青人民公社的支持。李文元则希望在科技人员的介入之下，使四季青的经营多样化，并提高自己企业的科技含量。
在贾春旺的安排下，1984年5月的一天在海淀区委办公楼的228房间，双方的代表坐到了一起，科技人员这边去了沈国均、万达邦等3人，四季青乡去了乡长李文元和负责财务的刘子明。双方谈得很融洽。后来双方又进行了一次接触，就决定并成立了四通。当时公司的名字叫“四通新兴产业开发公司”，董事长是李文元，总经理万达邦，是从计算中心出来的。沈国均是副总经理，开办费两万元是由四季青的乡办企业出的，当时四季青乡在现在的香格里拉饭店的西面有一家印线路板厂，厂长是李文元的弟弟李文俊。四通最早的办公室就设在线路板厂内，李文俊很自然也成了四通的副总经理。
来自科学院自动化所的王安时在这个时候正准备接受聘请到华远公司去当总经理，但是在和万达邦谈了之后，决定加入四通的行列，于是也当了四通的副总。我还在科学院五七干校劳动的时候就认识了他，那时我在干校的乐队当指挥，他在干校排练的交响乐《沙家浜》里演指导员郭建光。这时他把我推荐给了四通，我进去之后就当了总工程师。
在1984年的9月，中关村路口原四季青自选市场的地方在经过装修之后，四通的门市部正式对外营业。刚开始的时候，门市部卖一些微机和打印机。当时由于在中关村的公司大都在卖微机，竞争比较激烈，四通和科海达成了市场分工协议，四通不以销售微机为主，而把自己的销售重点放在为科海配套打印机上，由于正确地选择了能打印汉字的日本Brother牌24针打印机，四通第一年就有了赢利，从而成为中关村当年的亮点之一。我后来也在这个公司新的机制下，成功地开发了四通打字机，从此，我和中关村结下了不解之缘。
消失了的信通 我虽然有信通创始人金燕静的电话号码，但是我没敢给她打电话，我怕会触及敏感的信通走私案。于是我找到信通的另一个创始人——朱巧生。不过，尽管通过和朱的接触我了解到很多情况，但是我也发现，一个企业的领导人，即使是副总一级的，对企业发展的思路以及对情况的了解其实与第一把手还是会相差很远，道理很简单——他不必操这份心。所以，最后我还是决定去找金燕静，后来比我想象的要好的是，她同意和我见面谈谈。由于我们已经有十多年没有见面了，所以我们的见面，与其说是采访，不如说是老同学见面互相通报一下彼此的近况。
金燕静现在在中关村上地开发区的一家公司里打工，她现在患有糖尿病，并引起肾病，因此每天只是上半天班，但是看来精神还不错。其实，几年前她就已经出来工作了，不过一直保持比较低调。 在8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为了在全国推广微机的应用，在院技术条件局曹锦焕的主持下，成立了一个微机协作组，计算所的老专家蒋士飞任组长，科学院的每个单位都派人参与，金燕静（科仪厂）、朱巧生（数学所）、万 润南（计算中心）等都是这个协作组的成员。当时，中关村已经开始有高技术公司在酝酿中。曹锦焕虽然比较年长，但是她的思想比较开放，她提议成立一个由计算所、科仪厂和海淀三方组成的股份制公司，于是金燕静让蒋士飞去游说计算所，金自己游说科学院科仪厂，而她又是和负责海淀农工商总公司的胡定淮的夫人在五七干校曾住同一个房间，所以又靠这样的联系找到了农工商总公司。经过酝酿，最后由计算所、科仪厂和海淀农工商总公司各出资100万元成立了信通公司，每个股东各占1/3股份。公司的章程是曹锦焕起草的，这个章程按照现代股份制企业的思想，提出了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主张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这在当时中关村的新兴企业中是个创举。金燕静说，如果当时不明确这点，我是很难开展工作的，因为任何一家股东都可能来指手划脚，工作就无法开展了。公司的董事长是计算所的曾茂朝，金燕静任总经理。朱巧生、高剑宇、许鹏举先后出任副总，分别负责开发、市场和后勤。公司在1984年11月开始挂牌营业。
在信通成立之前，朱巧生就已经在微机协作组里开发成功了汉字系统，但是还需要进一步解决汉字的显示问题，信通成立之后，主管开发的朱巧生找到倪光南，给他提供了两台微机请他开发汉卡，并决定第一批生产100块。当汉卡出来的时候，计算所公司也成立了，倪被聘为该公司的总工程师，于是双方决定一起来销售这批汉卡，商定利润五五分成。不久这些汉卡就被销售一空，计算所公司做了很多推广工作，售出了93块，而信通只售出了7块，于是计算所公司提出要拿利润的大头，而信通坚持要按原协议五五分成。最后在信通的坚持之下，这次的利润的确是五五分成了，但是双方在汉卡上的合作也就到此为止了。
朱巧生在1987年1月1日正式离开信通去了科海，起因是当时朱违反了公司的纪律而被金燕静撤销了副总的职位。谈到离开，朱回忆承认自己是有问题的，但是他说当时其实自己也没有决心一定要走，只是后来公司里的气氛已经使他不走不行了。对此，金燕静现在感到当时对朱的处理“的确有点过头”。我是分别采访这两个人的，但是他们彼此都没有指责对方的过错。朱巧生只是说，“如果我不走，也许对以后制止高剑宇的走私行为会有些作用。”但是他又说，“幸亏我走了，否则至少要被判入狱两年。”
谈到用人的问题，金燕静很感慨地说，她羡慕四通有很多人才，而信通缺乏人才，虽然也采取过人才引进的措施，但是不成功。而她对负责销售的高剑宇则赋予了过大的权力，以至后来高剑宇搞了很严重的走私行为。但所有重要的合同或者支票都是金燕静签的字，所以金燕静说，从法律上说，她无法推卸自己的责任，只能怪自己用错了人。
说到走私，中关村的很多公司都有过走私的历史，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只是可能一些公司的走私手法比较隐蔽，或者走私金额不大，或者走私案发之后由公司通过疏通关系把事情“摆平”了。就我所知，有些走私行为是具体的部门经理所为，并不是公司领导的旨意，但是，一旦出了事，公司的领导当然是不能推卸责任的。不过，由于信通的涉案金额很大，达到了7000万元左右，这在当时的确是天文数字。所以，金燕静一手创办起来的信通，就毁在这个事情上了。不过，据金说，案发之后，公司账上还有大约1000万元的资金，如果继任者好好经营，也不至于倒闭，但是由于没有得力的干部接管，使公司后来逐渐走下坡路，直至从中关村的土地上消失。
老陈的科海 在80年代初中关村最早出现的民营IT企业里，科海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家。科海这个名字，是从“科学院”和“海淀区”中各取第一个字构成的。科海的全名是科海新技术开发公司，它的创办人陈庆振，1965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毕业后就到了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担任一些与国防有关的科研任务，后来调到了所里的科技处，管理绝密科研档案。由于工作的关系，有机会看到很多科研成果材料，他惊讶地发现，很多很先进的成果，在研究工作完成后就变成了一堆资料，却不能在国家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他觉得很可惜。于是他先后找到国家科委、计委、经委、科协等单位，呼吁要充分利用科研成果，也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希望引起重视，但是都收效不大。
在文革结束后，国家领导人很希望科学院尽快地搞一些能为国民经济服务的成果出来。但是科学家的想法与此相反，他们认为由于被文革耽误了10年，中国的基础科学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拉大了很多，因此应该先去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当时胡耀邦找了一些科学家座谈，提出科研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科学家的反应比较冷淡。但是，科学院的管理机关这时却比较着急了，因为如果出不了成果，国家给科学院的经费就可能会被削减。于是科学院计划局决定成立成果推广机构来促进此项工作，陈庆振被看中是做此最适合的人选，所以被调到了计划局。
在1982年，科学院在民族宫举办了一个成果展览会，展出了很多成果，如何把这些成果应用到国民经济中去呢？当时，像陈庆振这样的科技干部，月薪是60元，科研人员的出差补助是0.60元/天。如果到全国各地去推广成果，大家都不愿去，难度较大，所以他们决定在科学院所在的海淀区先进行试点。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海淀区政府的支持。当时陈春先创办的民营企业刚刚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所以，陈庆振决定效仿这个做法，不要国家的投资，成立一家民营的企业来做这个成果推广工作。于是老陈从区里的“新菜田改建基金”里暂借了10万元，在北大西门外畅春园北的海淀公社那里借了三间办公室，就这样创办起了科海公司。当时科海的口号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一开始，科海的人员跑遍了海淀区属下的所有企业，用科学院的成果和企业配对，结果谈了几十项，谈成的很少。原因是，企业认为科学院的成果是骗人的，根本不实用。例如，化学所有一项成果——人造大理石，当装修到海淀的一家面包房里做墙壁时，烤面包时室内温度一高，大理石就变形了。其实，人造大理石的耐温程度和它在制作时的固化温度有关，企业不懂这个道理，所以生产的产品就不过关。而科研人员则觉得企业的素质太差，因为海淀很多企业是由于农民的土地被占了而改制所产生的，管理者连酸碱中和的道理都不懂，更不懂欧姆定律。这样，你看不起我，我不相信你，双方谈不到一起。虽然科研人员看不起农民，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其实也有很多东西不懂。例如他们不懂得要制订产品标准，制订工艺流程，他们的成果都只是在实验室里的东西。所以，把企业和科研机构拉在一起就搞成果推广，实践证明这种想法过于简单了。
上述失败，使老陈明白还缺一个中间环节：应该有一个把科研成果变成产品的中间实验基地。于是他们又向科学院申请了20万元的贷款用于建立基地，科学院秘书长顾以健还在申请报告上加了5万元，表示了对此事的支持态度。这个实验基地建在了海淀区一家倒闭的企业里，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这就是科研成果的孵化器。虽然有了这个孵化器，还是出现了很多预料不到的问题。例如，科研人员说，我们这个产品比进口的要便宜，利润率将高达100%。于是项目开干了，可是企业拿去生产之后才发现利润几乎为零。原来科研人员只计算了材料成本，没有把工人的工资、生产设备的折旧、运输费等工厂的其它成本计算在内。另外又如，当时这个实验基地还上了一个制作小电弧炉的项目，这个产品是为生产超导材料用的，等产品开发完成之后，才发现其实它在全国市场的需求总共才12台。这时他们才发现，并不是有了科研成果就一定值得去商品化的，还要看市场的需求和规模。所以，他们后来又提出了“以市场为导向，技工贸一体化”的口号。
17年过去了，科海关于科研成果商品化道路的探索经验，对于现在正在从事科研成果孵化的公司来说，是不是还有借鉴的价值呢？王洪德和京海 80年代初，因为双榆树在北京三环路以外，被认为是远郊区，所以我用城里的两室一厅，换到了双榆树小区的三室一厅。刚搬家不久，房子里还没什么家具，我就利用空房子开家庭舞会，又因为我夫人在计算所工作，于是仲萃毫、王洪德等计算所里喜欢跳舞的人，就成了我们家庭舞会的常客。跳舞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聊天，王洪德创办的京海公司那时候刚成立，而我正在考虑是否要离开原单位下海，所以曾经试探地问过他的公司是否要我。他说，你想来，我们还不一定要呢，要看你是否真有能力……我一看，似乎不太欢迎，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不久，我就加入了刚成立的四通公司，那时候因为京海比较有名，我又和王洪德比较熟，所以就带着万 润南、王安时等四通的领导人到王洪德家里去拜访他，大家交流对形势的看法，互通情况，并探讨合作的方式。后来，这种形式的交流发展为两通两海的领导人不定期地在一起举行沙龙。最近我分别见到了陈庆振、金燕静、王洪德，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回忆起当时沙龙的事，都说这样的聚会对于自己公司的发展是非常有益的。
京海比四通早成立一年多，是在1982年底。在这之前，王洪德是计算所里负责机房建设的工程师，当时计算机比较娇气，一些单位买了大型计算机之后，都要为它建一个“鸡窝”。因此全国很多单位都到计算所来咨询有关机房建设的问题。而当时计算所有一个为解决知青就业问题而成立的知青社，王洪德作为该社的顾问，为他们介绍了很多机房工程的活儿，该知青社仅1981年一年，就因此获利了60多万元，这个数目在当时是很惊人的，由此引起了非议。为了查明王洪德是否在这里有经济犯罪，海淀区工商局和科学院以及计算所的纪检部门都派人来调查。其实王洪德虽然是该社的顾问，但是连顾问费都没有拿过，他觉得自己为知青事业出了这么多力，使计算所的知青每月的收入从27元增加到了90元以上，还给单位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却被单位如此不信任，心里感到很委屈，因此不想在计算所呆下去了。另外，他又想，自己已经46岁了，在学术方面可能已经不会再有多大的作为了，同时他又看到机房工程具有巨大的市场，如果利用这个机会，离开计算所出去办公司，正可以大干一番，成就自己的事业，所以当时他正处于“欲干不能、欲罢不忍”的状态。经过几个彻夜不眠的激烈思想斗争之后，他最终选择了下海的道路。他在所长召开的一次扩大会上发言说：“从明天起我决定离开计算所，最好领导同意我被聘请走，聘走不行借走，借走不行调走，调走不行辞职走，辞职不行的话，那你们就开除我吧。”说完后就离开了会议室。当时北京的各大报纸都登了王洪德提出“五走”离开计算所创办京海公司的故事。
京海当时刚成立，在白石桥那里借北京图书馆的待征土地，盖了几间平房，刚开始的时候连椅子都没有。成立之后接的第一个工程，是北京大学的机房工程，当时北大刚买了Honeywell大型计算机，该计算机是联合国资助的。京海承接工程的是王洪德从计算所带出来的8个人，其中5人有工程师职称，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最后该工程赚了19万元。与此同时京海又接了北京军区的科技指挥系统的机房工程，也很顺利完成。初战告捷之后，每天在白石桥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来谈业务的人，1983年当年就完成了400多万的产值，60万利润。1984年完成2700多万产值，400多万利润。
同中关村其它新成立的企业一样，在京海取得显著成绩之后，马上迎来了中纪委和审计部门的大检查。所幸的是，没有检查出什么问题。王洪德说，那个时期他经历过区里大大小小6次检查，但是最后都过来了。当我听老王提到这段往事时，也联想起四通当时的情况，那时四通也是不断地受到检查，当时万 润南说，其实上级经常来检查是好事，因为这样我们一有问题就会立刻发现，就不会犯大错误了。其实，在那个时期，正是政策在不断变动的时期，许多事情，谁也不知道是合法还是非法，正确还是错误。因此，当时有一句很流行的话：遇到绿灯快快走，遇到红灯绕着走。这时候，民营企业和政府之间需要一种经常的沟通，好在老王这些年来和政府之间的沟通看来是一直做得很好的。
现在的京海，座落在紫竹桥东北角的广源大厦内，已经发展为一个拥有很多企业的集团了。我这次在广源大厦的顶层见到王洪德的时候，得知京海现在仍然是集体所有制企业，还没有进行股份制改造，看来越是老的民营企业，这个问题越不好办。我想，现在老王不是欲干不能，而是欲罢不忍了，解决好公司的体制和发展问题，可能是老王退休前的最后心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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