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考分第一的成绩被原电力自动化研究所录取为首届硕士研究生，3年后以全班第一的优秀成绩毕业，踌躇满志地想为中国的电力研究做一番事业。在主持研究室工作中，我发现自己的管理才能并不很出众，而当时的环境也不能接受我的管理理念，我希望回到具体的研究岗位。不久，在水电部为挑选出国培训人才而举行的全国英语统考中，我以榜首的成绩获准首批派往美国著名电力企业学习一年。虽然这是我回到研究岗位的机会，亲友们也力劝我尽早出国，学成归国后再谋发展，但我果断放弃了这个令人羡慕的机会。

我当时是这样考虑的：频繁的改行虽然拓宽了我的视野，培养了我在新领域内快速找到突破口的能力，但也影响了研究的深度。1963年从原山东工学院毕业分配到位于北京的原电力科学研究院，基本由我主持完成了第一套特高频继电保护装置的研究、制造、调试、投运的全过程。该频段的干扰非常大，成功地用作继电保护通道在国际上并无先例。该装置解决了当时上海最高电压等级220 kV环网中，由于过江电缆与架空混合线路的特性阻抗极度失配而无法配置主保护的困难，并从1967年开始一直稳定运行到80年代该过江电缆报废为止。文革中断了我对全晶体管特高频保护的研究。在水电部设在河南平舆县的“五七”干校里，我除了干各种农活外还当过赤脚医生，负责干校的针灸室。此后离开电力行业，在位于遵义的一机部第二设计院做了8年的机械装置、工厂配电、生产过程自动化等设计工作。硕士论文研究闭环连续控制，毕业后改做数据采集和控。虽然积累了比较广泛的知识和经验，但我无法在已熟悉的方向上一直努力下去。当终于允许按个人意愿来选择研究方向时，我已经过了最富创造力的年华，攀登电力科学最高峰的目标不允许我再次听从偶然机会的左右。

若无充分的学术准备，只能盲目地选择出击方向。就像求解非线性规划问题时，为了避免优化终止于并不好的局部极值解，就应该以全局观点选好初始点或跳离该局部解。虽然自费留学在当时还不可能，但我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国策和自己把握未来的能力充满信心，因而决定先做好学术准备，再出国深造。若我没有放弃那次出国机会，而是再次受控于偶然因素，那么即使有所建树，也不可能如此充分地扬长避短。

此后，我在承担工程项目和管理工作的同时，特别注意国际学术界的热点。虽然在当时的信息条件下，这并非一件易事，但我坚持不懈。一年后，机会再次出现。当我通过公派访问学者的考试并被直接派出时，我已认准了我钟爱的研究课题和环境。1985年6月，已经45岁的我怀着急切的心情来到比利时列日大学的蒙特菲尔电气学院，这所世界上成立最早的电气学院坐落在一座非常幽静的山丘上。一见面，指导教授就要求我在3个月内完成关于电力系统分析方法的综述，并独立判断最有可能突破的研究方向。不懂法语的困难和美丽风景的诱惑都被抛在一边，好在英语在校园里还能应付。除了当时国内不易看到的会议论文，我还接触到国际学术组织的调查报告及教授评审过的大量论文。我全身心地埋入这些资料，与日俱增的充实感使我忘却了压力和疲劳。许多重大的科学发现虽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仍需滴水穿石。有利于激发灵感的环境固然重要，但长期的知识积累和持续的冥思苦想更是不可或缺；过分强调灵感有如守株待兔。我的报告在暑假结束前提前完成，除了得到高度评价外，我被允许破例直接进入博士学位的研究阶段，并从第2年开始由大学提供全额奖学金。这是中国学者在该校得到的第一份奖学金。

在冥思苦想的白天与不眠之夜的交织之中，我与整个学院的师生在公用终端室争夺着一台速度只有10 MIPS的计算机资源。想到等待上机时所受的煎熬，我绝不轻易离开终端。一个月后，我确信成功正在向我走来；3个月后我完成了第一篇SCI论文的初稿。在2年半中，我创造了该校获得博士学位的最快记录，也成为在该校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个中国学者。我在博士论文的扉页上写下了“献给我的母亲孙黻銓女士和我的祖国”。母亲一贯教导我爱祖国爱科学，我能为中国科技的崛起尽力，母亲在天之灵当感欣慰。1987年12月28日，我带着创立的扩展等面积准则（EEAC）及5篇论文踏上回国之路。

在解决电力系统暂态稳定性问题的过程中，提炼出非自治非线性动力系统的共性问题，从而推动了非线性动力学学科的发展。28年的潜心研究不但使EEAC成为研究电力系统稳定性的有力理论武器和电力安全防御系统中的核心技术，而且已拓广应用到多跨度轴承转子及Lorenz等非电力系统的量化分析。它被广泛用于国内外的实际工程，包括57个国内用户（其中包括28个省级、区域级、国家级电网中的在线预警系统）及29个欧美的工程用户（其中包括6个在线应用系统）。这些都与当年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决策分不开。

我没有选择当时学术权威性和语言条件对我都明显有利的美国学府，而是选了比利时列日大学作为我学习的地点。两个因素使我下此决心。一是我发现：美国学派采用了许多与物理概念不相符的假设，而其复杂的数学处理又混淆了客观规律；比利时小组的研究工作虽然粗糙，但我赞同其符合物理概念的思维。因为严肃的研究工作应该基于实际需求，解决工程问题，揭示自然规律，并经得起实践考验。二是自我评价：对于奋斗目标来说，我的智商还不够高，但丰富的经验和执着的献身精神可以部分弥补其不足；数学功底稍逊，但物理概念清楚，逻辑思维敏捷；不善于同时做好几件事，但认准了一件事后，一般都能做好。既然我发现了学术界在物理概念上的疏忽，那就应该选择一个重视物理概念的环境。我在交给指导教授的那个综述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我的选题和研究思路，面对我的果断和自信，教授并没有掩饰其惊讶与狐疑。

这个选择是在认真阅读文献和预估自己研究前景的基础上做出的，否则就谈不到把握未来。假如当时按其他标准选择我的学习地点，或者由教授指派课题，我相信也能做出成绩，但肯定与今天的成果失之交臂。

电力系统是由人类创造的最复杂的工业系统之一，其状态空间的维数、分布的地域、时间尺度的多样性、非自治性、控制的实时性要求等都为其稳定分析和控制带来困难。一方面是实际工程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是既没有更好的方法，又对李雅普诺夫方法处理耗散系统、非自治系统和多刚体系统时的本质局限性认识不足。因此，众多控制论专家、数学家和力学家对李雅普诺夫理论或据此演绎的直接法在电力系统大扰动（例如短路故障）稳定性中的应用寄予了空前的热情，希望根据故障清除时刻的系统状态来判断电力系统的稳定性。

但由于无法将非自治系统的受扰稳定性问题转换为一个等值自治系统的初值问题，这些研究都回避了所有的时变因素。当发电机超过2台时，即使对于定常的哈密顿系统，并且采用最简单的数学模型，也一直未能找到适用的李雅普诺夫函数。而对略微复杂的模型，在单机系统中也没有真正成功过。计算机出现后，工程师们可以用数值积分法求取微分代数方程组的特解。其基本原理是将变量的当时值代入微分方程，就可以得到这些变量的变化速度，进而估计出短时间后的变量值。不断用小步长向前求解，直到观察时段终结。以当前的计算机技术，求取超大型时变多刚体运动系统的受扰轨迹并无本质困难。但得到成百上千条代表各发电机组的受扰轨迹后，专家们却只能根据其上下包络线之间的距离是否超过经验限值，来定性判断系统是否稳定。为了避免将稳定轨迹误判为失稳轨迹，必须将该限值取得很大；而为了不漏判失稳轨迹，又必须将积分区间取得很长，进一步增加了计算量。而数值积分更致命的弱点是稳定性机理被淹没在数值计算中，既无法估计稳定的充要条件，也无法量度受扰轨迹的稳定程度。因此，不但难以知道一个原来稳定（或不稳定）的系统在多大的参数变化下就会失去稳定（或成为稳定），也无法比较不同参数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程度。因此，这样依赖经验的方法很难满足实际需求。

利用数值积分和稳定理论互补性的想法非常诱人。在用直接法定性分析大扰动稳定性时，即使运动系统是只有两个刚体的定常哈密顿系统，也必须用数值积分将系统方程积到不再发生新的扰动为止。研究人员希望避免故障清除后的数值积分，用针对故障清除时刻那一点的稳定性分析来代替整个受扰轨迹的稳定性分析。但是，如果两刚体系统中存在非保守力和时变因素，那么系统的突变点将随故障清除后的具体轨迹而变，故稳定分析必须基于全过程的受扰轨迹。对于三体运动系统，即使是定常的哈密顿系统，也离不开数值求解。因此，这条研究路线仅在自由的定常哈密顿单刚体系统中得到了成功，而不可能成功地推广到非哈密顿单刚体系统、非自治单刚体系统或哈密顿多刚体系统，更不用说实际的非自治多刚体系统了。虽然超过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连稳定性的充分条件也难以保证，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我对已有的代表性算法逐个用大量验证，客观数据表明，它们的统计误差都很惊人。反复思考后，我发现这些算法都需要一个极强的前提，即故障清除后的实际轨迹的变化不会影响系统稳定性。已有的算法要么基于永久性故障下的轨迹，要么干脆不考虑故障后的轨迹。这样做不但仍然要用积分求取故障期间的轨迹，而且失去了数值积分可以反映复杂因素影响的优点。由于逐渐认识到系统模型中的内部时变因素与外部故障在数学上并没有本质区别，我确信不可能将非自治系统的受扰稳定性问题转换为一个等值自治系统的初值问题。同时我也证明了：多机系统即使同时具有定常特性和哈密顿特性，但只要有聚合过程，或者数学模型中含有代数方程，就会在微分方程中引入时变性。换句话说，在多机情况下，即使是自治系统，其稳定性问题也无法转换为低维自治系统的同类问题。因此，我放弃了用李雅普诺夫方法来研究电力系统暂态稳定性的途径。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证明我当时的这个大胆决定是正确的，但也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非线性稳定性方面唯一成功的定量理论是为模型最简单的定常单机或两机系统建立的等面积解析准则。它虽然不能计入耗散项和控制器等复杂模型，也不能分析多摆稳定性或多机系统稳定性，但具有清晰的物理概念、简明的解析性和直观的量化能力。为了充分利用数值积分和等面积解析准则的优点，我以多机系统的分解聚合和等面积解析准则的扩展为两个突破口。既然所有的直接法都必须求取最后一个故障被清除前的受扰轨迹，那么不论从理论观点还是实践观点，都没有必要绝对回避故障清除后的受扰轨迹。无视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坚持用原点稳定性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来研究受扰轨迹的稳定性，只会妨碍稳定性理论的发展。一方面，必须用数值积分法求取全模型和全过程的受扰轨迹；另一方面，又只有在简单模型的单机系统的受扰轨迹上才有可能应用扩展后的等面积解析准则来提取定量信息。这样，问题就被归纳为，如何才能从受扰的（既可能是失稳的，也可能是稳定的）轨迹中识别主导模式，并定量分析受扰轨迹的稳定裕度和参数稳定裕度。EEAC就是按此思路创建的。

我最初的研究目标仅为快速地定性识别多机稳定性，为了减少特征量的数量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将互补群模型聚合技术应用到特征量抽取上。为了得到简单的解析式，忽略了群内的非同调性，这就是EEAC算法的第一阶段，即静态EEAC。在小型试验系统上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后，稳定性的定量分析就成为研究的新目标。但将静态EEAC应用到中型试验系统时，遇到了大误差算例。

我从实践中醒悟到具有哈密顿特性的多机系统一旦聚合成两机系统后，就不再具有哈密顿特性。据此，我大胆地正视非自治运动系统的本质，不再盲目追求漂亮的数学表达式，也不再畏惧故障后的轨迹求取，基于高阶泰勒级数大步长展开的动态EEAC应运而生。我从其相当出色的表现和对大误差算例的检讨中，确认个别算例的大误差来自于映射步长太大。不久，EEAC在理论上得到了严格的证明。但由于过分担心映射点密度大量提高后，EEAC的速度会失去工程价值，故在一段时间内，算法的开发落后于理论的进展，而偏向于通过改进级数展开技术和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来提高大步长泰勒级数在时变系统中的精度。

不久，我发现利用动态EEAC的量化功能，可以排除那些对于映射步长不太敏感的算例，而只有很少算例需要用小步长映射。因此，集成EEAC算法在被搁置了一段时间后，很快地进入了实际工程应用。同时，一个综合了静态EEAC、动态EEAC、集成EEAC这3种算法的EEAC框架被建立了起来。EEAC将稳定评估任务分解为在多维积分空间中求取受扰轨迹的子任务，以及在低维观察空间中对映象轨迹进行定量分析的子任务。用前者来保证对模型和扰动场景的适用性，并保证受扰轨迹的精度；用后者进行量化分析并指导对稳定极限值的搜索。在积分空间和观察空间之间，用互补群惯量中心变换来保证上述分解–聚合的求解框架的严格性。由于可以严格地对映象轨迹的稳定程度进行量度，故可以给出多机系统稳定性的充要条件。这在多机积分精度的含义上是严格的定量方法。EEAC证明多机系统分岔的充要条件是至少有一对互补群的群间相对动能超过了相应的势能壁垒，也即对应的映象到达其动态鞍点。多机系统的临界模式和稳定极限则由所有映象中最临界者决定。不论运动系统是否是哈密顿系统，是否具有非线性，以及是否包含非自治因素，也不论系统规模有多大，这个结论一定成立。

用简明的方式解决复杂的问题，这是科学研究的理想境界。相比之下，数学家更重视概念的外延，希望采用尽可能弱的前提，得到最广的成立范围；工程师则更着重于概念的内涵，注意动力学过程的几何和物理特点，以解决实际工程问题。其结果是，数学家比较容易忽略工程问题的具体内涵，漂亮的形式化并不一定能解决实际问题，而工程师处理规则的前提往往不够严格，很难保证经验的普适性。数学分析在揭示问题的内在关系和演化规律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是理论研究的基本工具，离开数学分析就不可能做出真正有分量的工作。但是数学分析方法往往有很大的局限性，例如大多数非线性动态系统并不存在解析解，只能通过数值方法求解。重大的理论突破往往建立在全新的概念上，而好的理论和方法不但要满足工程应用的要求，还应该兼蓄数学推导的严格性和物理概念的简明性。我努力在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寻找互补，重视物理概念的启发，依靠逻辑思维的判断，将数学分析与计算机技术结合，追求既严格又简洁的解决方案。事实上，只有足够简洁的方法，才能在实际工程中得到广泛应用。

直接法虽然由于声称不要积分而得名，但由于无法回避故障的发生及消失所引入的时变因素，不得不通过数值积分求取故障消失时刻的系统状态。也许为了还能称为直接法，而执意不求故障清除后的实际轨迹。这样的自相矛盾非但失去工程意义，连理论意义也仅限于定常哈密顿两刚体系统及非常简单的故障场景。此外，由于必须求取“相关不稳定平衡点”，相应的算法不但计算量比数值积分还大，而且无法保证收敛。

EEAC的最大特点在于既不回避电力系统的非自治性，也不限制系统模型和故障场景的复杂性，而是在完整的多机系统受扰轨迹基础上研究非自治性，清晰揭示多刚体系统稳定的充要条件和失稳机理。它既实现了严格定量分析这个更高的目标，又可以充分利用简单模型下的定量分析结果来减少积分的次数，缩短每次积分的时间长度，简化积分的复杂性，因此反而从整体上加快了稳定分析的速度。这就是局部优化和全局优化之间的巨大差别。

科学技术界也不是一方净土。多年来，我体会到西方科研体制的优点，学到做学问的方法和为学者之道。但西方电力系统分析学术界的不良学风，西方平等、法制、知识产权中的虚伪一面同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电力系统稳定分析界的部分国际学术权威长期误导该领域的研究方向，他们特别不能容忍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小人物发表与他们不同的研究思路。当他们感到新思想对他们的挑战，同样会利用权势来打压。1997年在国际大电网组织和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共同召开的电力系统学术会议上，我公开抨击了这种现象，没有一个外国学者提出反驳，倒是有外国学者在会后安慰我说情况一定会改善。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我在论文集上看到一个著名的国外研究小组发表的一篇论文，其全部公式和算法都丝毫不差地拷贝了我们的论文，却为之取了新的名字，并且一字不提我们的成果和论文。我立刻找到这些作者，明确指出其做法有违学术道德。由于一直没有得到答复，我在宣读自己的论文后，礼貌地要求该文作者给出合理的回答。他们无以作答，会场于是哗然。会后不少国外学者向我表示他们完全理解我的行动，但直到现在，上述侵权行为仍在继续。

一个科学家的尊严来自于自身人格的力量，更来自于真正强大的祖国。我渴望见到一个不卑不亢、自立于世界科技之林的中华民族，一个真正具有科学精神的神州学术界。为了在养育我的热土上建立国际水准的学术队伍，为了攀登电力系统稳定理论和工程应用的最高峰，我提醒自己尽量远离虚名，淡泊权钱，不被一时褒贬所左右，留待长期实践去检验。

理论研究是为了掌握客观规律；工程应用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并创造财富；而方法研究则在两者间构建桥梁。对于文明社会，它们缺一不可。在线验证成功后，自然考虑到在线运行。但是，在线试验是一回事，而在线运行则是与之不同的挑战，需要解决广域数据的实时性和可靠性，以及动态数据平台等一系列基础设施、运行规程及调度习惯问题。此时，我在六十年代从事电力工程和七十年代从事机械工程中长期积累的经验给了我自信和帮助。

EEAC早已摆脱了最初曾用过的群内同调假设，其精度及强壮性也通过了穷尽式的离线考核及反复的在线验证。但不少学者抓住该已经不再需要的假设不放，对随后给出的理论证明也视而不见，这大大增加了我们说服电力工业界，推进EEAC工程应用的难度。工程应用与理论研究的难度相比，毫不逊色，但关键的挑战点却有所不同。理论和方法研究主要依靠个别学者的创造性思维，而工程应用则必须依赖多领域的专家协调攻关。研究工作的创新需要面壁静思，发散思维，往往只能孤芳自赏；工程应用却要四方游说，论证效益，始终保持多方协调。理论研究的重要突破往往来得突然，思路豁然开朗时，脑中瞬间一片空白，清醒后才会击掌捶桌。重大工程的最后完成则是瓜熟蒂落，验收宣布通过前，心中早已基情满怀，喜悦中已在握手互贺。赢得研究与应用的不同挑战，感受理论与方法的互补互长，体验茅塞顿开与水到渠成的不同欢乐，这样的回报已属慷慨，更何况我还领略了数学与物理和谐之美。

WARMAP将长期以来“按典型的场景制定预案，取匹配的预案作为决策”的稳定控制方式提升到在线预决策和自适应优化的范畴，将凭经验来定性判断轨迹稳定性的方式提升到严格的量化分析，并在不同物理量的稳定性、决策空间、控制时间等方面综合地防御大停电。其广域信息控、势态分析、风险预警、辅助决策、综合协调，以及事后评估等功能大大提升了电力系统抵御偶然故障演变为大停电灾害的能力，得到了调度人员的认可。2006年世界上第一个大电网停电预警系统在华东电网投入运行；2007年江苏电网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自适应稳定控制的大电网。目前，该成果在中国2/3的省级电网控制中心得到推广应用。WARMAP在2009年成为国家科技部、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联合认定的首批243项国家自主创新产品之一，在2012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然而，2008年的冰灾深刻诠释了极端外部灾害的及时预警和群发性相继故障的量化分析的重要性。显然有必要将防御框架的时间跨度从运行期间扩展到涵盖规划建设和通信系统的风险管理，引入气象、地质和环境等非电气信息，动态识别高风险的潜在相继故障并及时预警，支持恢复控制的自适应优化决策，代替离线制定的少量预案。从而使预防控制、紧急控制、校正控制，以及恢复控制能更有效地协调处置极端外部灾害引发的复杂故障场景和停电模式。这向WARMAP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催生了新的研究成果。

2009年，气候恶化问题上升为全球危机。作为温室气体重要排放源，以及能源和环境大系统的重要环节的电力工业再一次成为公众焦点，被要求更加智能地接纳可再生能源和用户参与，支持排放市场，应对各种外部灾难。2011年，日本东部地区发生因地震、海啸相继天灾引发大停电，进而导致核泄漏的严重事件。我从风险观点反思了对高风险小概率事件认知的不足，提出勿仅以概率很小而不设防，也勿因自信过分而不思进。人类必须学会敬畏自然、敬畏规律。

把科学划分为门类，促进了认识的深化，但也造成简单化的思维倾向。能源和环境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并不是许多单体的简单组合，防灾理论也不是各个学科相关理论的叠加。因此，大停电的防御必须与一次能源、经济系统、交通、通信、保安、物资供应等公共系统的防御相协调。这是我和团队正在研究的课题，即信息物理能源系统。

电力科学领域作为一个实践色彩浓厚的知识体系，原理性阐释和分析算法分别属于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范畴，理论创新要将杂乱无章的感觉经验与逻辑上贯彻一致的思想体系对应起来，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必须使这种理论成为可操作的“作战行动指南”。正确的理论是排它的：如果有多个正确的理论，则它们必然是相容的，而错误则不可能被永远掩盖。非自治非线性运动系统的多样性及复杂性，使理论思维十分复杂。如果EEAC存在尚未被揭示的严重缺陷，我是最有条件的发现者。我在有生之年将全力反思EEAC理论的局限和算法的缺陷，并立即公开，以减少对今后稳定学科发展的误导。另一方面，多样化的客观事物使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方法必然具有多元性，不应该也不可能用一种方法封杀今后的创造力。我鼓励年轻人挑战我和EEAC。

然而，要在实践中始终遵循这个哲理并不总是容易的事。随着学术地位的提高，特别在院士这样的终生桂冠下要保持清醒，我必须格外地自律。

1）自重自强是百折不挠的动力。读博期间有位外国朋友问：为什么历史长、人口多的中国未能涌现世界级的科学家。我提醒他，古有祖冲之，现如李政道、杨振宁。朋友说，前者生活在他们的国家还不存在的年代，没有可比性；而后者是受西方教育的美国人。平心而论，说的也是事实，于是一时语塞，心被刺痛。这的确是每个中国人应该自问的问题，也使正在国外学习的我更加自励和自重，严格要求自己对研究工作不但要绝对诚实，并且要主动挖掘缺陷，以求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2）灵感的偶然性以长期积累为基础，与其寻找灵感还不如为捕捉灵感做好准备。为此必须协调好一系列貌似矛盾的要求：既要有好胜心，又要客观地考虑可行性；既要敢于幻想，又要脚踏实地；既要有紧迫感，又切忌急功近利；既要充满自信，又要正视失败。当开始掩饰成果中的弱点时，发展的道路也就被自己阻塞了；文过饰非只会导致做人和做事的失败。心胸要开阔，把握住谦虚好学和大胆立异之间，勇于认错和坚韧不拔之间的辩证关系，既要虚心学习别人的经验，又不能轻信权威的结论；既不要轻易否定不同的学术观点，也不要被自己过去的成果所束缚；坚持用实践检验一切理论和方法。要主动与不同观点交流，从中寻求启发，积极反思，发现疏漏，捕捉灵感。固执与执着之间的差别仅在于是否能客观对待不同的意见并勇于承认自己的失误。独辟蹊径需要智慧，而修身养性则需要定力。

3）为了突出主要矛盾，往往需要先分析简化的系统，但必须时刻不忘物理概念，并及时用真实系统（或模型）校核。论证中必须重视假设条件的有效范围，避免错误地替换命题。要学会对数据的观察和思考，从试验结果的蛛丝马迹中洞察反常现象；对已有成果的质疑正是为了进一步的完善。在误差的主要因素还没有找到的情况下，孤立地分析其他原因的影响可能被诱入歧途。

物理建立在最普遍、最基本的概念和原理上，并不要求非常好的记忆力，这恰好适合我的特点。我喜欢数学，但缺乏严格的训练，因此特别想用简洁的数学来揭示物理问题的本质。经常发呆的人不一定是天才，但对事业锲而不舍的人一定会不时陷入冥思苦想的发呆状态。求异思维是创新的思想源泉，然而先行者必然孤独。对于向传统概念挑战的那些研究成果来说，非常可能被埋没。这一方面是因为新思想在诞生初期往往不够完善；另一方面，正如罗素所说：“反常虽然并不就是创造，但是许多创造必须打破传统，显得十分反常”。越有创造性的观点往往越显得反常，当然也就越难被接受。因此如果真想做出一番事业，就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可能会面壁一生却一无所获，或者成果无法被人们理解。一个优秀的研究者必须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既要积极与外界沟通，又不要过分在意周围对你成果的评价。也许你的确像灌木丛中的一棵小树，自我感觉比周围高大，但别的灌木却可能因视角关系而看不到你。如果你全力以赴地去申辩，不但浪费时间和精力，并且自己也会越来越浮燥。重要的是仔细从质疑中获取有用的见解，不断提高自己。

在面对面的技术争论中保持良好的心态，这对我并不困难，我会真心感激对方，不会掩饰错误。但我经历了很长时间，才适应了被视而不见的无奈。EEAC的初期（即前面提到的静态EEAC）采用了“群内同调”的假设，换得完整的解析性却并不严格，我们如实报告并分析了其对精度的影响。1995年提出的集成EEAC彻底摆脱了该假设。尽管不断报道有关的进展、严格的证明及大量的应用，但许多评论和文献至今仍只引用1998年发表的关于静态EEAC的论文，从而定论EEAC不可能实用。我从徒劳的解释中，认识到不可能要求别人都顺着自己的思路去理解。聪明的对策是将“委屈”转换为勇往直前的动力，如果能在理论上不断创新，在实践上不断扩大应用规模和领域，疑惑也就不争自明了。

科学界往往对新发现带有偏见，尤其当这些发现来自“小人物”时。为保证科学的严谨，这不完全是坏事。但是，越是源头性的创新就越难被人们接受，即使是很超脱的权威有时也会迷失自我。因此，我告诫自己不要轻率否定那些自己还没有真正看懂的新思路，扼杀那些才华横溢但不够坚毅的“小人物”。我努力扶植年轻学者，鼓励他们替代我成为项目的领军者。但要一直保持坦荡的心态，并不总是很容易。我不断提醒自己，正是由于他们帮助我从已有课题中解脱出来，我才有可能集中精力去开辟更前沿的课题。只要身体和思维能力允许，我就会努力为团队拓宽思路；但我也应该有自知之明，不要妨碍年轻人的独立思考。我最终能否把握住这个分寸，留待后世去评价吧。

团队经济实力加强以后，我们仍然坚持只承诺为新人提供世界一流的学术环境，公正、公平地对待每个人的实际贡献。我对有意加盟者说，学历和经历并不是决定薪酬的直接判据，但有助于你做得更好，从而获得认可。我知道只有以身作则，才有可能严格要求我的团队保持良好的学风和心态。我坚决反对为论文数量而写文章，有我署名的每项成果和每篇文章都应该经得起推敲，团队也逐渐树立了严谨的学风。我注意尽早将我建立的课题移交给年轻人，荣誉面前尽量谦让，激励他们“冲锋陷阵”。他们现在已经替代了我在工程应用方面的领军作用，也正在逐渐替代我在研究方面的领军作用，而我的任务就是为新人们寻找他们有望成为领军人物的新方向。

随着大环境的改善和EEAC的产业化，不懈的努力终于培育出世界上多刚体运动系统稳定性学科的最重要研究团队之一。在非自治非线性微分代数方程组稳定性的基础理论、算法、应用及向生产力转化各方面均取得了卓越成果。但是，攀登者的志趣是不断征服一座又一座险峰，整个团队清醒地意识到必须坚持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执着的自强和努力。只要我们不被自己打败，就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