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胡兰成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情书
精选的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情书 爱玲: 我坐在忘川里的湖边,看微风拂过,湖面浮着枯黄的柳叶,柳枝垂落水面,等待着风给予的飘落,那是种凋零的美。风的苍凉里,我听到了那款款袭来的秋的脚步正透过水面五彩的色调,荡漾而来。湖水的深色给人油画的厚重感,那天边的夕阳,是你爱看的。不知道你经常仰望天空的那个窗台,如今是何模样,如今是谁倚在窗边唱歌。 我常以为,天空是湖泊和大海的镜子,所以才会如此湛蓝。我坐在这儿,静静地等你,我的爱。而你,此刻在哪里呢,真的永不相见了么?记得那时,我们整日地厮守在你的住所——静安寺路赫德路口一九二号公寓六楼六五室。爱玲,你可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想想也是好笑的,到现在我还无法解释当时的鲁莽。在《天地》上读了你的文,就想我是一定要见你的。从苏青那里抄得了你的地址后就急奔而来,得来的却是老妈妈一句:张不见人的。我是极不死心的人,想要做的事一刻也耽搁不下,想要见的人是一定要见的。那时只有一个念头,“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当即就立于你家门口写下我的电话和地址,从门缝塞进。 你翌日下午就打电话过来,我正在吃午饭,听得电话铃声,青芸要去接,我那时仿佛已感应是你的,就自己起身接了。你说你一会儿来看我,我就饭也不吃了,坐也不是,立也不是,吩咐青芸泡茶,只等你来了。我那时住大西路美丽园,离你家不远,不一会你就来了。我们一谈就是五个小时,茶喝淡了一壶又一壶。爱玲,你起身告辞,我是要坚持送你归去。二月末的天气里,我们并肩走在大西路上,梧桐树儿正在鼓芽,一枝枝蠢蠢欲动的模样,而我们,好得已经宛若多年的朋友。 翌日一早,忍不住地一睁开眼就想要见到你,我打电话去,老妈妈接的,说张先生忙了,在休息。但我还是很早就去了,从电梯管理员那里拿了报纸,坐于你家门口的楼梯上等你。老妈妈开门出去买菜,见到我,一定要我到屋里坐,我怕扰了你,还是坐在楼梯上安心,直到你醒。你从门洞里歪出半张脸,眼睛里看得到你是欣喜的,这是我希望得到的回应。换了鞋,跟在你身后进了房间,你房里竟是华贵到使我不安,那陈设与家具原简单,亦不见得很值钱,但竟是无价的,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几乎是带刺激性……当时我就想:“三国时东京最繁华,刘备到孙夫人房里竟然胆怯,爱玲你的房里亦像这样的有兵气。在爱玲面前,我想说什么都像生手抱胡琴,辛苦吃力,仍道不着正字眼,丝竹之音变为金石之声。”那天,你穿宝蓝绸裤袄,戴了嫩黄边框眼镜,越显得脸儿像月亮。你给我倒茶,放了糖的,才知道你原是跟孩子一般极喜欢甜食的。此后的数日,每隔一日,我是必去的,到后来竟是止不住地天天要去了,而你也是愿意见我的。我们整夜整夜地说话,才握着手,天就快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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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兰成张爱玲: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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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亲历者回忆,在南京时,一次去胡寓,见邮递员捎来一封信件。胡兰成悄悄对我说:“张爱玲的,这不能叫我太太看到,那可了不得!”从那时起,我知道胡兰成与张爱玲的关系不一般。 南京市新街口,有一幢挺拔的建筑物——前国货银行大楼(今天的新街口邮政支局)。1940年,汪伪政府“宣传部”就在那里办公。 “部长”林柏生,两个“次长”——郭秀峰和胡兰成。
胡兰成·张爱玲 1940年夏天,某日,8时已过,“中央宣传讲习所”的第一节课开始了,50名学员纷纷进屋占座。 训导主任郑景先进来,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今天的政治课,特请胡次长讲世界政治经济问题。”接着,一个穿深色西服,系深色花领带,40岁左右的人进来。他后面跟着一名记者,大家一看,是“中央电讯社”的蒋景儒。
既无讲义,又无书本。胡兰成慢条斯理、滔滔不绝地大谈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萧条与政治危机,一口气讲了足有两个钟点。 学员们对其他人等的讲课多不感兴趣,惟独胡兰成讲课,人们都注意倾听。毕竟,在当时公开宣讲列昂节夫(苏联经济学家,著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需要胆量的。 胡兰成去后,人们私下议论开了。陈孟浩是个年事较高、阅历较多的学员,他对我说:“这儿是个大杂烩摊子,像胡兰成这样的人也会有几个,真是鬼怪蛇神,五光十色啊!”
秋天,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郑景先把我和另外几个人找到一块,说是胡兰成请我们到他的寓所做客。 在南京,胡兰成住鼓楼三条巷21号。 胡寓很雅静,进门是一片草坪,有几架葡萄藤蔓,小雀啾啾,“鸟鸣山更幽”。忽然,一条西洋猎犬猛扑过来,被胡兰成适时唤住了。 在会客室里,略事寒暄,胡兰成揭开正题,批评当时的“官僚政治”,他要求年轻人敢说敢讲。
从那时起,我认识了胡兰成,此后可不经事先通知,径直到他家里去。 有一回,我同他一块去上海,到沪西大西路他的寓所,那里有他的一个侄女在照料家务。随后,我又同他到诗人邵洵美家(在当时的霞飞路上),谈张爱玲的小说,以及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樊仲云的逸事。樊仲云与胡兰成是小同乡,浙江嵊县人。 几天后,一日上午,胡兰成携我同去起士林咖啡馆左侧的一栋公寓楼的二楼。门铃响处,女佣来开门。进门后,见到一位颀长身材的女士,年近30岁,她就是当时蜚声文坛的作家张爱玲。
胡兰成·池田笃纪 胡兰成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他与孔君佐合办《大公周报》,对汪伪当局评评点点。这引起了汪精卫、林柏生的不满。 一次,趁胡兰成在寓所附近散步时,几名特务绑架了胡兰成。此事被胡兰成的爱人应瑛娣(上海红舞女,为胡兰成包养)知道了,就去南京“日本大使馆”告状。 日本驻汪伪政权“大使”谷正之,50来岁,秃顶,是日本外务省的一名老官僚。谷正之很给胡兰成面子,加上“大使馆”的官员池田笃纪、清水董三,他们接二连三地找汪精卫。汪精卫迫于压力,不得不下令释放胡兰成。
胡兰成回家当晚,池田笃纪亲自到三条巷慰问。为防止胡兰成再被绑架,南京日本宪兵司令部少佐河村每天派两名宪兵,驻守在三条巷胡寓。胡兰成去上海,也有宪兵随行。这真是罕见之事。 胡兰成有日本人撑腰,不但继续出版《大公周报》,又出版《苦竹》文艺杂志,刊登张爱玲等人的文章。 当时,在各个战场上,日军都在打败仗。在此形势下,清水、池田更加接近胡兰成,经常聚餐。最明显的一个行动,就是清水与池田竭力怂恿胡兰成去武汉,在当地日军首脑都甲大佐的支持下,办起了《大楚报》,发动所谓“人民和平运动”,要求“撤军、和平、统一”。密锣紧鼓,喧嚷一时。
到了1945年,日方处境更为局促,几乎是惶惶不可终日。一次,胡兰成对我说:“我曾与谷正之等人交谈:如果苏联红军攻占德国,只要日本在远东支持住半年的时间,估计苏联与英美之间,必然要势力不均,新的争执必起。那时你们相机行事,将来的事情并不是不好办的。” 据说,池田经常举杯赞赏胡兰成为“小诸葛”。 胡兰成这个人,无事好打太极拳,练习书法,对鲁迅诗吟诵如流,比唐诗还熟。清水、池田的会客室与书室内挂的条幅,上面龙蛇飞舞,均出自胡兰成之手。
1946年冬,我已到苏皖边区首府淮阴,在“华中新闻干部学校”学习。 一天散学后,我信步运河桥头,忽然看见池田笃纪与画家二宫久光迎面而来。言谈之下,才知他俩已进入“朝鲜日本工农学校”学习。过了一段时间,池田他们准备回日本。谈到胡兰成,池田告诉我:一天,他到上海虹口区胡兰成的暂居地,在约定的时间去看他,可是已人去楼空。邻人回答:“不知其行止。”